棄權外任，屢請致仕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讀歐陽修《亳州乞致仕第二表》

      “致仕”，即古代官員因年老或體弱辭去官職、回歸鄉里，這一制度自先秦萌芽，至秦漢定型，成為中國古代官僚體係中極具人文關懷的傳統。官員的“進”與“退”，從來不止是個人的人生抉擇，它既折射著時代的政治風氣，也承載著士大夫的理想追求與價值堅守。歐陽修，這位集北宋文壇領袖與政壇重臣於一身的文人，在人生暮年屢遞奏表、懇請致仕，其《亳州乞致仕第二表》便是這份“退隱之心”最真摯、最深刻的文字見證。透過這篇表文，我們得以穿越千年時光，觸摸到歐陽修彼時疲憊卻堅定的心境，讀懂其背後藏著的政治智慧與人格光輝。

      宋仁宗嘉祐五年（1060年），歐陽修迎來仕途巔峰，升任樞密副使（掌管軍事的核心官員），次年再拜參知政事（副宰相），躋身朝廷最高決策層“二府”（中書省與樞密院）。然而，高位帶來的並非全然是榮光，反而讓他更清晰地窺見官場的複雜與傾軋。嘉祐八年（1063年），宋仁宗病逝，宋英宗繼位，一場關乎“宗法禮制”的“濮議”之爭驟然爆發：宋英宗欲尊生父濮王為“皇考”（宗法意義上的父親），歐陽修以“禮從人情”為由堅決支持，卻因此觸怒了堅守“嫡庶之辨”的保守士大夫群體。朝堂之上非議如潮，政敵更是借機羅織罪名、大肆攻訐，致使歐陽修的政治聲譽幾近掃地。

      屋漏偏逢連夜雨，“濮議”風波未平，歐陽修又遭遇了一場無妄的家庭流言，有人誣告他與長媳吳氏有染。儘管最終查明是誣告，但這場風波對重視名節的歐陽修而言，無疑是雪上加霜。雙重打擊之下，他身心俱疲，對官場的爾虞我詐、流言蜚語徹底厭倦，“退隱歸田”的念頭自此在心中紮下深根。

      治平四年（1067年），經過再三懇請，歐陽修終於獲准辭去參知政事之職，以觀文殿學士（榮譽官銜）、刑部尚書的身份，外放為亳州知州。遠離了汴京的權力漩渦，亳州的寧靜非但沒有消解他的退意，反而讓他更堅定了“致仕”的決心。此時的他已年過花甲，歷經仁宗、英宗、神宗三朝，見慣了朝堂的起落沉浮，也深知自己“直道事君”的性格終究難以適應官場的迂回。在《亳州乞致仕第二表》中，他開篇便直白道出此前的窘境：“臣近貢封章，乞還官政。伏奉詔答，未賜允俞。退自省循，奚勝殞越？”前一次上奏請辭，未獲皇帝准許，如今再思此事，仍難掩惶恐與無奈。緊接著，他以“天道”作喻，懇切剖白心跡：“臣聞神功不宰，而萬物得以曲成者，惟各從其欲；天鑒孔昭，而一言可以感動者，在能致其誠。敢傾虔至之心，再黷高明之聽。”他說，天地之所以能滋養萬物，是因順應萬物本性；上天之所以能洞察人心，是因看重真誠。如今再次上表，便是懷著最虔誠的心意，懇請皇帝垂聽。

      在表文中，歐陽修還對自己的仕途生涯作了一次謙遜而深刻的反思：“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，叨塵二府之聯，知直道以事君，每師心而自信。然而既乏捐軀之效，又無先覺之明，用之已過其分，而曾不自量；毀者不堪其辱，而莫知引去。幸賴乾坤之再造，得逃陷阱之危機，仍許避於要權，俾退安於晚節。”他自稱出身寒微，卻有幸躋身“二府”高位，一生秉持“直道”侍奉君主，憑本心行事，可終究沒能為國家立下“捐軀報國”的大功，也缺乏預見危機的先見之明；如今身居高位早已“過其分”，面對詆毀與羞辱時，又沒能及時抽身。萬幸的是，承蒙朝廷恩典，得以脫離政治陷阱、暫避要職，保全了晚年名節。這番話裏，有對自身能力的清醒認知，有對過往境遇的感慨，更有對朝廷的感恩。

      除了政治失意，衰老與病痛也成了歐陽修致仕的重要推手。他在表中直言：“今乃苦於衰病，莫自支持，顧難冒於寵榮，始欲收於骸骨。”如今被衰老與疾病折磨，連日常政務都難以支橕，實在不敢再貪戀這份“寵榮”，只盼能辭去官職、回歸故里，保全殘軀安度餘生。這份對自身狀況的坦誠，沒有絲毫矯飾，反而讓“致仕”的請求更顯真切。

      值得玩味的是，歐陽修還在表中對比了“古今致仕制度”，既顯感恩，又藏謹慎：“竊以古今之制，沿襲不同。蓋由兩漢而來，雖處三公之貴，每上還於印綬，多自駕於車轅，朝去朝廷，暮歸田里，一辭高爵，遂列編民。豈如至治之朝，深篤愛賢之意，每示隆恩之典，以勸知止之人。故雖有還政之名，而仍享終身之祿。固已不類昔時之士，無殊居位之榮。”他說，兩漢時期即便身居三公（最高官職），退休時也需交還印綬、自駕車馬歸鄉，一旦辭官便成普通百姓；而如今的大宋聖朝，對賢臣格外優待，即便致仕仍能享受終身俸祿，與在任時的榮耀相差無幾。這番對比，既表達了對朝廷厚待的感激，也委婉道出自己的顧慮：怕旁人誤會自己是“既想辭官避責，又想貪圖俸祿”，落得“僥幸求退”的非議。

      表文的結尾，歐陽修的言辭愈發懇切，滿是赤誠與自責：“伏望皇帝陛下惻以深仁，矜其至懇，俾解方州之任，遂歸環堵之居。固將優游垂盡之年，涵泳太平之樂。惟辛勤白首，迄無一善之稱；孤負明時，莫報三朝之德。此為慚恨，何可勝陳！”他懇請皇帝以仁愛之心，憐憫自己的至誠，準許自己辭去亳州知州之職，回歸簡陋的鄉居；往後餘年，只求在太平盛世中悠閑度日。可轉念一想，自己一生為官辛勞，直至白髮蒼蒼，卻沒能留下任何值得稱道的功績，辜負了聖明的時代，也未能報答三朝皇帝的恩德：這份慚愧與遺憾，實在難以言說。字裏行間，既有對退隱生活的向往，更有對君主、對國家的忠誠與愧疚，盡顯士大夫的擔當。

      細品《亳州乞致仕第二表》便知，這絕非一篇簡單的“辭官申請”，而是歐陽修對自己一生政治生涯的總結，是歷經風雨後的心靈獨白。表文中，他不戀權位、激流勇退的清醒，對君主忠誠、對自身嚴苛的態度，對名節的珍視、對安寧的追求，都讓千年後的我們為之動容。我們看到的，不再是史書上“文壇領袖”“政治家”的標籤，而是一個有疲憊、有顧慮，卻始終堅守本心的“真人”歐陽修。

      更深一層看，歐陽修的“屢請致仕”，更是對儒家“知止”智慧的踐行。儒家主張“邦有道則仕，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”。當政治環境複雜、自身抱負難施，且深陷非議之時，適時退隱，既是對自己的保護，也是對名節的堅守。歐陽修用一次又一次的奏表，向世人證明：士大夫的價值，從不只在“居官掌權”，更在“進退有度”：進則盡忠報國，退則安守本心。這種“進退觀”，也為後世無數士大夫樹立了典範，成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精神世界裏的重要一筆。

      當然，這篇《亳州乞致仕第二表》最初並未獲准。但歐陽修的退意從未動搖：熙寧元年（1068年）春，他又接連呈上五篇《乞致仕表》、四篇《乞致仕劄子》，反復申明心跡。直至熙寧四年（1071年）六月，六十五歲的歐陽修終於得償所願：他以太子少師（榮譽官銜）的身份致仕，回歸潁州（今安徽阜陽）。在潁州的最後歲月裏，他徹底卸下官場重擔，與友人飲酒賦詩、泛舟西湖，整理畢生著述（如《新五代史》《歐陽文忠公文集》），過上了向往已久的閒適生活。他的一生，正如其文學主張“明道、致用、事信、言文”一般，真實、坦蕩、豁達，為後世留下了跨越千年的精神財富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 附原文《亳州乞致仕第二表》

      臣近貢封章，乞還官政。伏奉詔答，未賜允俞。退自省循，奚勝殞越？臣聞神功不宰，而萬物得以曲成者，惟各從其欲。天鑒孔昭，而一言可以感動者，在能致其誠。敢傾虔至之心，再黷髙明之聽。

   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，叨塵二府之聯，知直道以事君，每師心而自信。然而既乏捐軀之効，又無先覺之明，用之已過其分，而曾不自量，毁者不堪其辱，而莫知引去。幸賴乾坤之再造，得逃陷阱之危機，仍許避於要權，俾退安於晚節。今乃苦於衰病，莫自支持，顧難冒於寵榮，始欲收於骸骨。敢期聖念，過軫天慈，謂雖迫於桑榆，未忍棄於草莽。竊以古今之制，沿襲不同。蓋由兩漢而來，雖處三公之貴，每上還於印綬，多自駕於車轅，朝去朝廷，暮歸田里，一辭髙爵，遂列編民。豈如至治之朝，深篤愛賢之意，每示隆恩之典，以勸知止之人。故雖有還政之名，而仍享終身之禄。固已不類昔時之士，無殊居位之榮。然則在臣素心，雖竊退休之志，迹臣所乞，尚虞僥倖之譏。

   伏望皇帝陛下惻以深仁，矜其至懇，俾解方州之任，遂歸環堵之居。固將優游垂盡之年，涵泳太平之樂。惟辛勤白首，迄無一善之稱，孤負明時，莫報三朝之徳。此為慚恨，何可勝陳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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